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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葛洪义：《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但是，案例研究法无法解释法官行为的复杂性，只是从规范性的角度论证法官应当如何决策，却无法揭示法官决策行为的动机。[33] (二)研究进路：自下而上的法官行为研究 在法官行为的研究上，新法律现实主义继承了旧法律现实主义的要旨，反对以法律规则为中心，坚持事实中心的研究立场，承认法律在某些时候并非完全自洽，肯定政治、道德、个人偏见等因素对司法判决的影响，但是，新法律现实主义坚持法律规则与事实因素相互平衡的观点，坚信在大多数时候法律规则和逻辑模型对法官决策仍然构成约束，司法裁决是具有可预测性的。
最后，法律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法律方法，对逻辑方法的迷信和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现实主义者所说，超验的概念会使人们专注于概念、语词而忽略社会现实，空洞的概念似乎给了形而上学者所要求的稳定世界。在客观性的问题上，法律现实主义恰恰展现为一种反唯实论。毋庸讳言，政治科学承认模型研究自身的限度。法律现实主义是否属于哲学上的实在论，在英语法理学中也存在不同看法。
在中国法理学界，关于法官裁判存在规则导向抑或结果导向的泛泛争论，对于法官裁判模式存在法理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的简单划分，在法律解释理论中存在方法论范式和本体论范式的二元分歧。无论是韦伯式自动售货机的隐喻，还是孟德斯鸠式叙述法律嘴巴的宣称，都将法律形式主义预设为法官决策的理想模型。被排除在政治法律系统之外的弱者，就不再有任何 权利武器来反抗宰制。
在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的双重网络机制下，印度知识产权形成了一种悖论性的结构：一方面，版权强保护一般并不直接影响较少与ＩＴ软件业发生联系的内陆民众。意见书还进一步指出，印度最近做出的驳回已知药品的专利或对抗癌药物颁发强制许可的所有决定，均未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方面受到质疑。ＩＴ软件和电影产业是印度参与全球化的龙头领域，因而其版权法保护程度较高，甚至被认为制定了全世界最为苛刻的版权制度。究竟根本，印度知识产权发展，不是由国家和政府单向性地主导进程，它也同时让企业与社会融入到全球化进程，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深度参与到国家法律议程的设定和全球规则解释的博弈。
因此，在报告书看来，印度专利法不仅符合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它还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履行了特殊的公共健康职能。首先，在晚近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世界贸易的 总交易模式，实际是一种更为抽象的法律知识／权力型霸权形态，它通过大量复杂的法律规则来构建贸易体制，将愈益无形和虚拟的跨境贸易形态纳入全球体系，进而形成一系列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ＴＲＩＭｓ）、与贸易有关的服务总协定 （ＧＡＴｓ）等等。
在现代性社会条件下，只有具备民主宪制结构，才能有效地将不同社会群体的声音，置入对重大法律议程的讨论和制定，由此才能激发和塑造社会成员对于本国法律的认同和忠诚，而不是将法律全球化理解为统治者武断性的战略决策或对全球化单向度的主权确认。在药品专利法案件中，公共健康概念就可能被解释为只有在严格保障药企的研发动力前提下才能获得更好保障。它为反思法律移植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也为中国的法律全球化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但此种叙事线索，会错失把握印度知识产权核心特征，错失解读印度知识产权演化悖论的机会。
而这一切实现的前提，正在于世界社会层面不同功能系统的分化，以及由早熟的民主化进程推动的印度不同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两者形成了特殊的交互激扰和结构耦合机制。这与印度特殊的法律全球化进程有关。正如卢曼所言，法律的首要功能在于稳定规范性预期。四、印度知识产权全球化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１９９３年生效的 《专利法》，立即删除了对药品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
但是，这一法律规定，实际也无法阻止西方企业或个人对印度那些没有主体权利归属的地方性知识一件件发起专利申请，因为印度专利法不能事先阻止、也不能有效识别或者没有精力去逐一发现那些在西方国家被申请，而且经由抽象晦涩的专利术语所包装的传统知识。流行的观点多认为，印度ＩＴ软件产业的异军突起源自印度版权的严格保护，突出特点是刑事惩罚力度强，因此跨国公司在对印度进行软件外包时更有信赖。
而印度专利局就是通过引入这些跨国非政府组织，对 利害关系人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扩张解释，认定支持印度反专利诉求的第三世界网络 （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Ｎｅｔｗｏｒｋ）、卫生全球获取项目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无国界医生组织 （ＭｅｄｅｃｉｎｓＳ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ｅｓ）等国际机构，所代表的乃是 全球患者团体，而这些 全球患者团体，当然也应当是真正的专利权 利害关系人。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ＥＰＯ根据ＴＫＤＬ所撤销的涉及印度传统药物知识的专利就有２８件，印度因此不必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争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 知识产权。
因此，印度知识产权悖论产生的关键，既不在于印度法律移植的不彻底性，也不在于经济民族主义和法律沙文主义的强力保护，甚至也不是印度知识产权专家的特别高明。因此，印度版权法就主要供给班加罗尔这样的ＩＴ产业中心，助推出口型产业发展。专利 低保护有利本土制药行业和本国底层民众，版权 强保护则助推了软件外包产业发展，而这套相互矛盾的自主性法律系统却也被 全球社会接受。印度 《版权法》甚至被称为 世界上最严厉的版权法之一。印度知识产权启示我们，与世界贸易系统及其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律系统接轨，并不意味就需要整齐划一地提高所有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而完全可以在既有法律框架中，寻找更有利本国产业和社会民众的保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 以时间换空间战略，以１０年为期限逐步修订专利法，同时在实践中进行灵活法律解释，规避那些对本国弱势阶层的不利条款规定 （风险分配）。
但是，在民主化和宪制化的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率先实现功能分化之后，上述看似落后的社会多层级和多中心结构，相反与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耦合效应，从而转变为对抗国家中心主义、政府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的有利因素，它经常阻碍了市场和资本力量的迅速扩张，但同时也成为了社会自我保护的结构基础。其次，意见书认为，印度已经为权利人行使其知识产权提供了充分的司法和行政救济：例如，跨国制药公司诺华此前对８家印度企业分别提起诉讼，声称侵犯了自己对维格列汀 （ｖｉｌｄａｇｌｉｐｔｉｎ）持有的专利，而其中４起案件都获得了法院禁令。
正如前述，领土分化所带来的主权归属，不会自动带来对国家全部人口的同等保护，不仅会有不同国家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福利差别，同样也会有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在面对全球市场和资本冲击的不同利害得失。它可以在贸易、投资、环境、劳工、人权、文化、生物多样性这些多元的权利话语之下，通过动态解释知识产权的原则内涵，激发出法律规范的多重可能性，因而避免了知识产权保护单向服务于本土精英和西方跨国资本的盈利需求。
默克公司在主张西他列汀 （ｓｉｔａｇｌｉｐｔｉｎ）专利遭侵犯而提起的７起诉讼中，其中６起都获得了禁令救济。广大农村地区和落后邦州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政治法律系统的语意转化，通过功能分化的社会运动系统，以及活跃的大众媒体系统，并且充分利用各个全球化的跨国功能系统网络，包括人权话语、卫生健康话语、正义道德话语，来对抗各类全球化运作的经济与法律系统的功能迫令。
可以说，印度知识产权为我们生动展现了法律全球化涉及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博弈和平衡，乃是政治与法律衡平的技艺。况且，在软件版权保护领域，印度也丝毫并非表现出社会主义传统的特色。２０１８年２月，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了第６版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指导意见明确允许和鼓励药剂师提供仿制药作为专利药物的替代品，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驱散药剂师对违背医生处方向患者提供仿制药的恐惧心理。
本国的公共性知识和他国的公共性知识，美国实际上根据自身的战略利益，在知识产权规则设计上进行了精巧的区分和安排。一方面，印度国家本身无法抗衡全球化运作的跨国资本、霸权国家与知识产权的联盟，另一方面，印度国内的草根阶层，也无法对抗 再种姓化的特权群体的支配。
知识产权本身并不是古典市民法意义的私人权利，而更多是在知识产权主体、知识增益分配与社会公益之间利害平衡的法律体系。在系列诉讼战中，正是借助这些全球共振的组织评价网络和人权道义舆论平台，使得印度自主的专利法政策突破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贸易保护的话语层次，获得了全球普世的 人权意义的价值提升，从而赢取了来自 国际社会层面的正当性认可。
无国界医生组织声称，奥巴马访问将迫使印度采用与美国和欧盟相似的知识产权措施，而这将导致印度以及依赖印度生产可负担仿制药的国家面临无法承受的药品高价。软件业发展和版权保护有利印度的知识精英阶层，而自主的专利权执行则可以保障底层草根群体的利益。
但我们进行了特定的变通以适应我们的情况。而如果没有这套现代科学方法与数据库技术的帮助，印度就只能诉诸于政治主权的抗议，诉诸于法律系统围绕争端和诉讼展开的繁琐确权、诉诸于其他全球系统网络的共振和支援。因此，印度知识产权的战略重心始终围绕有利全球化出口创汇的软件服务业打造，当药物专利法不断遭遇国际反对时，印度政治高层总体还是更倾向有利软件服务业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这是由印度全球化战略的基本处境所决定的。事实上，与这些跨国组织呼应的不只是印度政府，更重要的行动者，还来自印度的本土企业与资本力量。
在这样的发展中，印度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后发地位，将会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和阶级分裂，从而进一步推动印度在法律民族主义和法律全球主义之间不断摇摆幅度的加大，乃至最终的崩裂。在世界任何一个专利部门所进行的针对印度传统药物知识的注册申请，都会被系统立刻识别和发现。
而例如药品专利法则主要针对那些仍然落后的内陆地区的底层民众，特别是要保护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和健康福利权。而印度国内的利益群体在民主市场上的重要分量，则不断在影响和塑造其国内法的规范内涵，并与类似ＴＲＩＰｓ这样的全球法形成持续的互动和型构。
因此，要与此种全球化的贸易权 （知识产权）对抗，一方面需要依靠领土分化的民族国家拥有将普世人权话语在其国内实证化的宪制法治结构。如果没有民主宪制，那些仍然发挥重要影响的传统社会分层逻辑，就会转而成为巩固不正义的经济法律秩序的因素，从而把印度知识产权转变为一种强强联合压制弱者的剥削体制。